前些时候，上海的柏阿姨语出惊人，在一期电视节目中告诫未婚女青年，“贞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此语一出，随即在网络上引来无数自称“非处”女青年的围攻。今天偶然间又看到一个很火的帖子，标题是“女人红杏出墙是社会进步”，有不少人跟帖讨论，估计作者不是女性，也会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不是卫道士，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所以无法苟同以上两种观点，柏阿姨过分强调贞显然是受她之前走过时代的局限，认为女人红杏出墙是社会进步和现在的社会思潮也不是没关系，它们不约而同的走向了两个极端，前者摧残人性，后者挑战伦理底线。
　　
　　贞问题主要是来自男人的情结，不少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女人就是被养在深闺，遵守三从四德，出阁前守身如玉，基本不和外边男人接触的，以至于现在很多男人仍割舍不下内心的情结。
　　
　　女性长期以来在男权社会中所受的非人待遇，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积淀在一个民族的记忆里，也就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男人要求女人贞洁天经地义，女人也把贞洁看成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甚于生命。这种事例在每个朝代的烈女传中层出不穷。很变态的是，有些地方在洞房花烛夜还有试红的习俗。
　　
　　其实，在更早之前，准确的说是在南宋之前，古代社会还是很开放的，我们在当时一些文学作品中就能窥得些端倪，《诗经》中的一些爱情诗就是明证，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当时民间有许多节日聚会，如郑国的修葺节，陈国的巫风舞，卫国的桑林祭，这些节日都是男女青年欢聚的好机会，男女青年在这时赠花、约会，尽情地游春玩耍。在郊外恋人野合，有时不可避免都是有史料记载的。
　　
　　朱熹在《诗集传》上说，“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兰水上以拔除不祥……盖淆水之外其地信宽大而可乐也，于是士与女相与戏谑，且以勺（芍）药相赠而结恩情之厚也。”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宋理学的确立，尤其是理学被官方意识形态化后，才出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标准，以及遍布全国的贞节牌坊。这种违背人性的观念，不仅束缚住每个女人，也绑架了所有男人。
　　
　　几百年来，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开始有所动摇，思想革命往往是暴风骤雨式的，旧的道德体系被打的粉碎，新的价值核心还未确立，人们往往由于拥有太多选择的自由而陷入纵欲。
　　
　　这个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以及受时代影响的长辈们，以一切价值评估的姿态，几乎彻底扫荡了贞洁观念，反映在行动上是自由恋爱，这本无可厚非，由此引发的婚姻中的小三儿、以及未婚青年同时保持多个男女朋友却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也是“女人红杏出墙是社会进步”观点的社会基础吧。
　　
　　我浏览跟帖发现，认为“女人红杏出墙是社会进步”还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不少人反复提到，“男人可以包、，为什么女人就不能红杏出墙”。
　　
　　恩格斯说，“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从导师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没有爱情而结婚或是不再存在爱情的婚姻都是不道德的。我十分赞同恩格斯的对于婚姻的看法。
　　
　　男人包、女人红杏出墙几乎都是双方在感情破裂情况下所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瞒着另一方，保持婚姻，这就是不道德的。同理，未婚者同时拥有几个恋人，没了爱情还保持恋人关系那也是不道德的，如果只是那另当别论。
　　
　　女人红杏出墙不是社会进步，自由恋爱，并以爱情为基础，自由选择开始或结束婚姻，那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在这个逐渐开放的社会，人们获得恋爱和婚姻自由的权利，在自由滥用的当下，到了该界定这种自由边界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