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天地间，毫无道理可讲。有的人来到这世上就像应邀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一辈子山珍海味，美酒佳人，衣冠楚楚，步履轻松，临走时，打着饱嗝。抹着一嘴的油水，最后将名字刻进一座豪华体面的大理石墓碑永垂不朽了；而有的人来到这世上，不像是从娘胎里生下来的，倒像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一辈子缩着脑袋，绷着神经，过着狼狈不堪、四面楚歌的日子，活着就是罪过，活着的本身就是灾难。
　　1994年，四十五岁的陈道生这样想的时候，他的服装店生意已经死到临头了，好像店里卖的不是时装，而是死人穿的寿衣。这种糟糕的联想让陈道生时常倚在无人问津的店门边望着城市的天空发呆，天空的颜色一如既往，阳光均匀地铺满了灰色的屋顶和行人匆忙的脑袋。 说是服装店，还不如说是服装铺子更准确一些。铺子是二层楼门面房的一个过道间，原本是停放自行车和乱扔杂物的地方，四里河服装一条街热起来的时候，嘴有些歪的房东沿着楼梯用粗糙的纤维板一直隔到了街面上，白涂料一刷，卷闸门一装，就成了一间十来个平方的店面。好在房租便宜，一个月才三百块钱，陈道生走进这间铺面时，铺子原来的店主刚被人用刀捅死，还不到一个星期，墙虽让房东刷白了，可墙壁上的血腥之气似乎还没风干，总有一股类似于死鱼的味道在陈道生鼻子周围徘徊，下了岗的陈道生有些犹豫。房东周开保捏住蒜头鼻子，歪着轻度中风的嘴对陈道生说，“再让你二十块钱，二百八，怎么样?就当我也挨了一刀。”铺子就租下了。陈道生的铺子挤在四里河三里路长的服装一条街里，就像一篇漫长文章中不小心多点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标点符号，有点节外生枝的多余。1994年是一个思想不准西化而物质已经全面西化的年代，外国的汽车、彩电、冰箱、录像机、牛仔裤、剃须刀、避孕药全都进来了，青年男女们争分夺秒你追我赶地将头发染黄了、绿了、紫了，走在四里河人如潮水的服装街上，大小店铺卖的都是“鳄鱼”、“花花公子”、“皮尔卡丹”、“老人头”之类的“世界名牌”，而且店名一律的骇人听闻，诸如“时装城”、“专卖店”、“经典广场”、“名流一族”、“梦幻罗曼斯”。陈道生在白塑料板门匾上用黑漆刷了“道生服装店”几个字，店名出土文物一样陈旧而不合时宜，让人很容易想起过去年代里“药店”、“茶食店”、“寿衣店”什么的。最为致命的是，陈道生坚决不卖东莞、石狮等地的“世界名牌”，他的服装都是从上海、杭州、苏州的国营服装厂进的，一条国产裤子的进价比双河市面上的“世界名牌”零售价要贵一倍，开这样的服装店相当于人家卖肉，他卖骨头，骨头比肉的价钱还要贵。店才开了一年多，眼看着房租水电苛捐杂税都交不起了，这种日子让陈道生很难以歌舞升平的心情经营他的生活和服装店。